国际贸易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实现了跨国产业转移；生产环节的内部分化又促成了全球价值链，改变了产业转移的方式。本篇是产业转移系列报告的第二篇，将从贸易方面出发，分析全球产业格局现状及未来趋势。
■ 全球制造业仍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新兴经济体成为中国出口新增长点。发达国家的制造品全球份额在2017—2022年间呈现下降趋势。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但制造业中低环节向外转移趋势显著，东盟、墨西哥成为承接转移的中心区域。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速也有所减缓，美、欧重要性会降低。东盟近年来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快速上升，2023年已超越欧盟、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 中国产业有所升级，但部分关键技术密集环节仍依赖进口。中国在钢铁、化工、机械、汽车等资本密集品的全球地位有所提升。从生产环节来看，中国在汽车的国产替代化率较高，取得显著突破，但在电机电气、机械设备行业，主要是做的是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在部分关键技术密集环节仍依赖进口。
■ 全球产业链呈现四大变化趋势，中美仍然是全球贸易主线。全球产业链呈现出多元化、区域化、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发展的新趋势。中美仍是全球价值链的最主要参与者，其贸易呈现三大趋势。一是间接贸易额一直上升；二是墨西哥成为中美贸易最重要的中转站；三是越南地位快速上升，有赶超墨西哥之势。
■ 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与竞争并存。当前中国在传统优势领域面临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替代，主要替代方式有转口贸易、海外生产、产业转移等。以越南和墨西哥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不难发现，越南在劳动密集产业与中国的合作与竞争并存，而墨西哥与中国在资源和资本密集产业链联系紧密。特朗普即将再度入住白宫，其2.0关税政策或将延用高额关税、产业补贴、限制清单等贸易保护的方法，并可能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和“去全球化”，促进美国投资生产，新兴经济体也可能面临较大冲击。
产业转移是伴随着产业分工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的。在国际贸易出现以前，生产与消费均集中在一个国家/地区。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兴起，各国通过消费品的贸易实现了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的分离，这也是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分工方式。伴随着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深化，当前国际贸易已进入产品内分工阶段，产品内生产环节实现了分离，各国通过投资（FDI）和贸易（以资本品、中间品为主）两种形式，将设计、制造、组装、营销和售后等环节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地区进行，以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全球价值链也成为新的分工方式。
本篇报告是产业转移系列报告的第二篇，将重点分析全球产业转移情况。报告将主要从货物贸易视角出发，基于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有关数据，分析当前全球产业格局及未来发展趋势。
当前全球贸易总量保持攀升，全球价值链韧性凸显。2023年全球的货物、服务贸易总量分别达到2017年的1.34倍和1.39倍，年均上涨的速度均超过5%。而从主要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贸易额来看，尽管受到多重外部冲击，全球价值链贸易规模仍然呈现走高趋势。
制造业仍在向发展中国家和区域转移。尽管近年来发达国家再提制造业回流，但欧盟、美、日、韩、港、英、加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制造品全球份额在2017—2022年间仍呈现下降趋势，而中国、东盟【注释1】、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份额均有所提升。中国和东盟是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中心区域，2022年的制造品全球份额分别较2017年提升3.55和3.64个百分点。
中国【注释2】仍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但制造业中低端环节向外转移趋势显著；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墨西哥份额显著上升。根据WTO统计数据，2022年的主要出口产品中，中国的纺织、服装以及办公和电子通信设施等的全球出口份额均在1/3以上，但近两年份额呈现下降趋势。其中，纺织、服装产业主要向越南转移，通信设施和集成电路主要向马来西亚、泰国转移，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主要向越南、墨西哥、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转移。
注：以红色－白色－绿色三种颜色的深浅过渡代表份额高低，其中深红色为份额最高，深绿色为份额最低。
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速减缓，美、欧重要性会降低。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速普遍较低，其中对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的出口增速均低于3%。美国、欧盟曾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美国、欧盟在中国的出口份额与最高点相比，分别下降了4.4和3.3个百分点。
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新增长点。东盟近年来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快速上升，2023年已超越欧盟、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从增长情况看，我国对俄罗斯、墨西哥、马来西亚、巴西、泰国、阿联酋、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出口增速较高，2017—2023年平均增速达到10%以上。
中国产业升级趋势显著，传统劳动密集产品地位下降，资本密集产品地位上升。2017—2023年，中国服装、鞋靴两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平均增速仅为0.8%和1.6%，远不及货物出口总额平均增速（6.9%），这可能是由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提升而产能出海。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电机电气设备、塑料制品、钢铁及其制品的贸易顺差年均增速均超过10%，车辆及零部件、有机化学品则由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精密仪器及设备的贸易逆差额也大幅收窄，这某些特定的程度说明，中国已经从高度依赖进口、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加工贸易，逐步向产品自主化生产转变，产业附加值有所提升。
中国资本密集商品的全球地位有所提升。从全球份额看，2017—2022年，中国在钢铁、化学品、机械设备和汽车等产业中的份额有所提升。以汽车为例，在汽车产业前十大出口国中，仅中国、墨西哥、韩国的全球出口份额在提升，而德国、美国、日本三大老牌汽车大国的出口份额均有明显下降。中国凭借在智能汽车领域的技术突破，实现了全球产业份额的快速提升，2022年的全球出口份额较2017年提升了4.3个百分点，表现极为亮眼。
2023年中国直接出口产品中，电机电气设备、机械器具及零件、汽车及零部件、服装、塑料及制品、家具、玩具、鞋靴等八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贡献了约3/4的出口份额。中国在汽车行业出现较明显技术突破，但在其余商品中仍以加工组装或生产劳动密集产品为主，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
我们对HS二位编码【注释3】进一步拆解，通过细分环节商品的贸易情况判断中国在各产业链参与的主要生产环节。从汽车行业情况去看，其对应的车辆及零部件（HS第87章）有16目【注释4】商品构成，每一目中国的出口额均显著大于进口额，其中汽车整车（HS8703）、汽车零件（HS8708）各贡献了31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合计占该章节商品贸易顺差额的一半以上，可见中国在汽车产业所有的环节均实现了较好的本土生产和产品出海。
电气设备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商品，其在2023年进出口总额中分别占据21.4%和26.5%。通过拆解电机电气设备（HS第85章）不难发现，该章节由48目商品构成，其中智能手机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2023年贡献贸易顺差1997亿美元，占该章节商品全部贸易顺差的57%；蓄电池也贡献了667亿元贸易顺差；但集成电路贸易逆差2137亿美元，可见在关键环节仍高度依赖进口。
机械器具及零件（HS第84章）是中国出口第二大商品，其项下含有86目商品。结合进出口情况去看，该项下计算机及零部件贸易顺差额1140亿美元，贡献度高达40.7%，其余对贸易顺差贡献较大的主要为风机、锅炉、空调、冰箱等通用设备或家用电器，整体加工贸易属性较强，产业附加值偏低。与此同时，半导体设备高度依赖于进口，贡献贸易逆差350亿美元。
自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全球政策转向，国际局势多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美各国通过加征高关税、补贴本土企业等方式扶持高技术产业。这一期间，全球数字技术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叠加气候的急剧变化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产业链呈现出多元化、区域化、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发展的新趋势。
一是多元化发展趋势。全球企业正在通过地理分散生产和供应来源，减少对单一市场或供应商的依赖。产业链的多元化能够更好的降低对单一国家/地区或者供应商的依赖度，从而提升本国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当前产业链多元化的布局大多分布在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国家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各国倾向于建立从研发、设计到物流、金融等各环节齐备的全产业链集群，以提高本国产业链的自主性，从而推动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企业从单一的全球供应链转向灵活性更好的多元化供应链，以提升抗风险能力。
二是区域化发展的新趋势。2013年以来，全球产业链就已经呈现出区域化发展的新趋势，2013—2019年区域内货物贸易占全球货物贸易比重增长了2.7个百分点，疫情后这一趋势更是有所加剧。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区域贸易协定慢慢的变成为削减贸易壁垒、促进产业链深度合作的主要规章制度，截至2023年末，全球各经济体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高达366个，较2017年增加了74个，其中仅2021年就新增44个。例如，美国退出TPP后，又通过与墨西哥、加拿大签署USMR，为其提供汽车零件豁免缴税配额；中国也通过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牵头参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会晤，制定新的国际贸易与国际对话规则。
三是数字化转型趋势。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转型慢慢的变成了全球产业链的重要趋势。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推动产业链的管理、生产、物流和服务等各环节的优化和智能化，企业可以提升整体效率、降低成本、增强灵活性，并提高对市场变化的响应能力，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精确协调。而伴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成熟，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环节实现自动化，这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改变了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
四是绿色化发展趋势。气候变化因素使得企业将可持续发展纳入产业链的核心战略，欧盟已经采取了碳关税对部分进口商品的碳排放量征收税费。这使得企业不仅要满足环境监管要求，还要考虑减少碳足迹、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可再生资源等，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正在成为全世界企业运营的重要考量因素。新能源、绿色材料、循环经济等领域的技术进步正在推动产业链向绿色转型。例如，电动车和可再生能源的普及促使全球电池、光伏、风能等产业链快速发展，并推动全球产业链向低碳、环保方向发展。
当前全球贸易格局仍然呈现“中美”两足鼎立趋势。从区域格局来看，自2007年以来，中美德始终位居全球价值链贸易额前三，但2010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贸易额超过德国，并在此后，中、美两国均实现快速增长，成为全世界价值链的两大中心，而德国增势平缓，逐渐被中美拉开差距。
自贸易冲突以来，在直接和间接关税的影响下，中美双边直接贸易额显著下降。从中国视角看，2017—2023年，美国在中国的出口份额占比从2017年的19%下降到了2023年的14.8%，下降幅度达到4.2个百分点。从美国视角来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占比从2017年的21.6%下降至16.5%。
当前，为了规避关税、减少贸易成本，跨国公司多通过第三方国家进行中转，因此直接贸易额较难反映出两国的真实贸易情况。我们通过WWZ【注释5】分解法将出口总值分解为DVA（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rt（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FVA（国外增加值）、DDC（重复计算的国内部分）、PDC（重复计算的国外部分）5项，其中FVA代表一国出口产品中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增加值，因此FVA比重越大，表明该国对该产品的来源国越依赖。根据UIBE、亚洲开发银行（ADB）等机构联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3）》，2020年以来，美国通过东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等第三方国家大幅增加了对中国的间接进口。我们选取东盟中从中国进口占比提升最快的越南、马来西亚，以及和美国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加拿大、墨西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这四个国家出口至美国的总金额中，来源于中国的FVA部分，来研究中美间接贸易发生的变化以及对其他国别的影响。
通过数据观察，中美间接贸易主要呈现三大趋势。一是中美间接贸易额不断上升。2017—2021年，墨、加、越、马四国向美国输送的来源于中国的FVA均呈现增长态势，且比重不断上升。二是墨西哥成为中美贸易最重要的中转站，中国经墨输美增加值最高。墨西哥通过第三方国家输入美国的出口增加值中，来源于中国的增加值高达267亿美元。三是越南地位快速上升，有赶超墨西哥之势。东南亚国家凭借离中国更近的地利优势、相对稳定的经济增势，在中美间接贸易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南、马来西亚来自中国的FVA年平均增速分别为56.2%、24.1%，同期墨西哥增速仅为12.1%。
墨西哥中转商品以资本和资源密集品为主，越南以劳动密集品为主。从商品类别来看，中国通过墨西哥向美国出口的贸易品中，电子和光学设备、运输设备是最主要的商品类别，合计占比超过3/4；中国通过越南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纺织品、皮革制品、食品饮料合计超过60%。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格局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中国在一些优势领域面临新兴经济体的替代，其替代效应主要有三重。一是中国企业通过绕道海外，以转口贸易产生的替代。二是在高关税转化为中长期预期后，中国的相关企业通过布局海外，以出口中间品、海外组装生产的形式产生的替代。三是在中国产业升级、老旧产能淘汰的经济规律下，新兴经济体通过承接中国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产生的替代。
为了更好地衡量第一和第二种情形所带来的替代效应，我们进一步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进行拆解。根据联合国，一国的出口可以分解为最终消费品、资本品和中间品三类【注释6】。其中，最终消费品是由本国或第三国消费的最终产品，资本品是用于生产的设备、器械等固定资产，中间品则是用于生产的初级品或半成品。本节将选取越南、墨西哥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从中国对其进出口产品结构以及相对比较优势入手，分析两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越南位于东南亚的中心地带，与中国接壤，且拥有3260公里的海岸线，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港口条件优越、劳动力充足且成本低廉，使其成为区域内重要的制造中心。
中国是越南总产出的主要贡献国之一，主要投资领域以中低端制造为主。2020年越南来源于外国企业贡献的总产出中，中国贡献了19.2%，在所有经济体中排名第二。中国在越主要投资领域为食品、电力设备、纺织品、非金属制品、化学品、橡胶塑料等制造业。
中国2023年对越南进口和出口分别为815亿美元和1347亿美元【注释7】。通过分析中国与越南的双边贸易产品结构，可以发现三大特征。
一是中国经越南向美国转出口的产品占比较低，转口贸易并非当前主流。2023年越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仅16.6%为最终消费品，与2017年相比占比下降了2.1个百分点。消费品贸易额年平均增速为10.6%，但在粗略扣除越南本地最终消费支出增速（7.1%）后，用于转出口的消费品年平均增速仅3.5%，增势较为平缓。由于原产地规则等限制，转口贸易并非越南替代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主要形式。
二是中国与越南的双边贸易以半成品为主，两国在电子信息产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且存在一定竞争。2023年中国对越南出口产品结构中，69.5%为半成品。而中国从越南进口的商品中，半成品比重达到78%。中国对越出口的半成品较为分散，但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主要为电子信息产品组件，而从越南进口商品也均集中在电子信息组件，两国均深度参与电子信息全球价值链。
三是越南承接产业转移需从中国进口机械设备用于生产，中国仍占据相关产业链上游。2023年中国对越南出口的资本品占出口总量的13%，其中三类机械占据主导地位。第一类是变压器和发电机等电气机械设备，第二类是机械设备，包括用于加工产品或者挖掘装载的机械、叉车等，第三类是用于加工塑料、橡胶、鞋靴、纺织品的相关机具。可见，在越南布局相关产业、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产业的升级。
墨西哥是矿产资源大国，银、铋、萤石、天青石、钙硅石、镉、钼、铅、锌、硅藻土、盐、重晶石、氧化硅、石墨、石膏、金和铜产量均居世界前列。同时，墨西哥拥有紧邻美国的地理优势，凭借USMR等贸易协议以及美国近岸外包等举措，在美国的技术支持和政策倾斜之下，墨西哥的采矿、电子信息、汽车产业较为发达，在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好。
美国是墨西哥的第一大总产出来源国【注释8】，其中汽车产业贡献最大，中国在墨投资以电子信息制造、汽车销售为主。从2020年的数据可知，墨西哥来源于外国企业贡献的总产出中，美国贡献了45.5%，中国仅贡献2.6%，在所有经济体中排名第7。从行业类别来看，美国在墨投产主要集中在汽车及零配件制造/销售/修理、食品制造、金融服务方面，其中仅汽车相关产业就占美在墨投资增加值的四成以上。中国在墨投资中电子信息贡献最高，汽车产业主要布局在销售环节，制造环节较少有布局。
中国2023年对墨西哥进口和出口分别为187亿美元和796亿美元【注释9】，存在较大贸易顺差。通过分析中国与墨西哥双边贸易产品结构，可以发现两大特征。
一是中墨双边贸易均以中间品为主，墨西哥在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与中国形成优势互补。中国从墨西哥进口商品的中间品占比高达76%，其中金属矿砂与石油和电机电气产品分别占据约1/3比重。墨西哥凭借美国《芯片法案》的溢出效应，在全球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其中半导体放大器是中国从墨西哥进口的第二大商品，2023年进口金额达到23.5亿美元。而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商品以显示模组、笔记本零附件和汽车零配件为主。由于墨西哥是美墨加协议的重要成员，其拥有1080亿美元的汽车零件豁免缴税配额，也是美国汽车产业海外布局的重要生产基地。中国对墨出口主要零配件包括变流器、动力电池、车身、发动机、制动器等。
二是转口贸易是墨西哥替代中国的重要形式，墨西哥是中国汽车和电子信息产品出海的重要通道。2023年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最终消费品占比达到30.7%，金额达到244.7亿美元。与2017年相比，最终消费品的占比提升了7.3个百分点，贸易金额年平均增速达到21.7%。从商品类别来看，主要为汽车、智能手机、彩电、玩具以及汽车轮胎和零配件。
我们进一步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VARCA）去比较各个国家在各个行业出口的比较优势。当VARCA值大于1时，表示该国的出口增加值比重大于世界的出口增加值比重，即该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通过比较中国与美国、日本、越南、墨西哥在制造业、服务业35个行业中的前向VARCA指数，可以发现中国具有优势的行业数量最多，制造业整体优势突出。中国拥有优势的行业达到18个，美、日、越、墨拥有的优势行业数量分别为14、16、15、12个，中国仍然拥有雄厚的制造实力。但从中期来看，中国也面临两大挑战。
一是在中低端制造业中国相对优势不足，相关产业将持续向越南转移。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国的显性比较优势不及越南，尤其是在皮革、皮制品和鞋靴行业，越南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高达20.2，这也是中国当前向越南转移的主要行业之一。而在农业、食品饮料、纺织、橡胶塑料、非金属矿物等领域，中国与越南相比均不具备比较优势，相关产业向越南转移的趋势显著。
二是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国仍有发展空间。尽管中国的汽车产业已经取得较为显著的汽车突破，但与墨西哥相比资源和政策优势略显不足，2021年墨西哥在交通运输设备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已经达到3.3。而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在资源密集行业和商业服务业的优势显著，日本在高端制造尤其是中国出口前三大项（机械设备、电气光学、交通运输设备）更具优势，中国攻坚克难仍需发力。
当前，随着美国2024总统大选落下帷幕，特朗普即将再度入主白宫。特朗普2.0关税政策可能会继续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调整和升级，利用关税作为杠杆工具，推动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优势地位。本节内容概括了特朗普1.0时代至今的主要贸易措施，并复盘日美贸易摩擦历史，对特朗普2.0关税政策下的国际贸易局势走向进行判断。
从特朗普1.0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始终保持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的态度，采取了一系列管制措施。总结来看，相关措施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对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和限制美国芯片出口，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进行技术封锁；二是与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让中美关系逐渐松绑；三是投入大量政府补贴，促进本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四是将关键企业和个人列入限制清单，实现精准打击。
日本在20世纪中期的相关经历与中国高度类似，其以日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为起点，以美国共和党上台后加征高额关税为高潮，最终以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陷入经济停滞的“失去的30年”而告终。究其发展历程，其与中美贸易摩擦有两大共同点。
一是起因类似，均是对美顺差不断扩大，且在经济领域对美形成了挑战。日本在战后经济产业快速增长，外贸以出口为导向、对美国市场存在较大依赖，美国对日逆差占全部逆差的三分之一以上。凭借美国的技术支持和自身的成本优势，日本在家电、纺织、钢铁、汽车、半导体等领域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一跃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地位上对美形成一定挑战。
二是打击方式类似，美国政府均强调单边主义，通过高关税施压。1980年代共和党里根总统上位后，对日本采取了较为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并多次采用301条款进行施压。随后，日美开展了多轮谈判，1985年通过广场协议使日元大幅升值，1989年、1995年又分别签署半导体协议、汽车协议，对日本的优势高技术产业精准打击。
结合日美摩擦的历史经验和过往的贸易措施，我们预计，特朗普2.0的关税政策会促进延续部分现有政策，在此基础上可能会发生三大新的变化。
一是对中国施加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可能会继续沿用1.0政府时期以及拜登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提升关税税率或新增税目，例如以取消“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NTR）、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高额关税等为威胁，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
二是对欧洲施加关税压力。特朗普1.0政府时期对欧盟的钢铁和铝产品实施了关税，2.0关税政策可能会要求欧盟在市场准入、农业补贴、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甚至通过关税手段迫使欧盟改变某些政策，以平衡美欧贸易。欧洲短期内面临较为不利的经济局面。
三是推动全球供应链重组。过往的中美贸易摩擦已促使跨国公司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墨西哥等低成本地区。特朗普2.0可能会改变这一趋势，推动“去中国化”和“去全球化”，促使相关公司在美国投资生产。在这一政策下，越南、墨西哥等中间国家的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将受到巨大影响。
1、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由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十个国家组成。
3、HS 编码，为编码协调制度的简称。其全称为《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简称协调制度（Harmonized System，缩写为 HS）。
码，把全部国际贸易商品分为 22 类，98 章。章以下再分为目和子目。商品编码第一、二位数码代表“章”，第三、四位数码代表“目”（Heading），第五、六位数码代表“子目”（Subheading）。前 6 位数是 HS 国际标准编码，HS 有 1241 个四位数的税目，5113 个六位数子目。有的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已分出第七、八、九位数码。
5、采用方法来自王直、魏尚进、祝坤福，2015：《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6、United Nations, Classification By Economic Categories Rev.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