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不同的角度谈“做人”，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正如《学习时报》2017年6月5日发表的《对党忠诚的关键是坚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所指出，“政党首先是以一定的主张和理念组成的政治组织，其基本属性是政治属性”。习谈“做人”，主要谈的是中国人如何“做人”，这里所指的人，首先是具有政治属性的人。
第一，员首先是“组织人”。2005年2月3日，在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民主生活会上，习提出：“作为一名员，无论在哪个方面、哪个部门、哪个地方工作，首先要明白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目标是为民谋利；必须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首位，切实为党执好政、为民掌好权。”其后，在不同的岗位上，他多次重申这一理念。
“第一身份”“第一职责”“第一目标”，一言以蔽之，员首先是“组织人”。习在为党和人民工作中展现出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非凡政治智慧、顽强意志品质、强烈历史担当、高超政治艺术，为中国人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由衷的尊重。可以说，习作为中国人的杰出典范，树立了中国当代大贤的标杆。
在我们身边，有许多思想上高度认同习上述“三个第一”理念，语言上经常讲“我是组织的人”。在他们为组织上作出新贡献时，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为组织多做工作是分内事，不需要额外的报酬和奖赏”；在他们个人遭逢不如意时，这句话内含的是“有困难自己克服，不给组织上添麻烦”。同时，也有一些似乎不太认同这些理念，他们在被要求履行“组织人”角色时，经常回以“我是搞科技的”“我是搞艺术的”等等，好像做专业工作的就可以搞特殊、不必承担政治责任似的。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说明白，加入了中国，就是组织上的人。如果不树立这样的理念，老强调个人自由，就可能经常感到委屈。
第二，人是一定要有特殊素质的组织人，这些特殊素质包括强于信念、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严于自律等。
在十九大结束后一周内，习带领中央来到党的一大会址，带头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我们大家可以将之理解为对员如何做“特殊人”的总回答。
做中国人，一定要有坚定的信仰信念。“我志愿加入中国”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拥护党的纲领”。这句话说明了中国人“者”的共同角色——因为，我们党把追求最高理想写在自己的纲领上。
习对党员的信仰信念素质极为重视。2012年11月17日，他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毫不含糊的阐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的信念，是人的政治灵魂，是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是否有信仰信念，如何在平日里看出来？习用“四个能否”厘定了客观标准：“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
以何种动机入党、在啥状况下成的“组织人”，是检视一个党员“初心”质量的重要叩问。
习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中，写到自己“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在学习时报刊发的风行全国的《习的七年知青岁月》里，有多位讲到习入党的故事，其中有的谈到：“他父亲当时还在受政治迫害，没有‘解放’，这个情况只会阻碍他入党，对他没有一点帮助。所以，当时能入党主要是因为他全部符合员的条件，并且多次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进步；他能当村支部书记，主要是因为他劳动吃苦，群众基础又好，大家都拥护他。”
“积极要求进步”“劳动吃苦，群众基础又好”，在当时，正是照见习坚定的理想信念的恰当的镜子。
做中国人，一定要有敢于担当的意志。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信仰的人，必然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力的人，因为我们宣誓过“为奋斗终身”。奋斗，就包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奋斗，就一定要有敢于担当的意志。
2013年6月28日，习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将“敢于担当”列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之一，提出：“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他要求干部做到“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取得卓著成效，首先是因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具有卓越意志品质。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员会议上，习说：“对那些盘根错节的复杂问题、年代久远的遗留问题、长期形成的惯性问题，要以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的韧劲，老牛爬坡的拼劲，坚持不懈，攻坚克难，善作善成。”“燕子垒窝”“蚂蚁啃骨”“老牛爬坡”，这些形象正是习自身所具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攻坚韧性的生动写照。
不少在思考，习的卓越意志品质从何而来？笔者学习习的知青故事后，曾写组诗《读梁家河故事有感青年习足迹》。
注：习曾说做知青过的第一关就是“跳蚤关”，刚到时曾被跳蚤咬出满身血泡，后来习惯了，跳蚤再怎么叮咬也能睡得香甜。
注：习曾说由吃惯细粮白面到吃粗粮糠饭，是入乡所过第二关。过关后也就喜欢上了这里的饮食，例如酸菜，“多时不吃还真想它”。
注：习曾说入乡所过第三关是“劳动关”，一开始“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经过锻炼，较快成为壮劳力每天拿到高工分。
注：习曾说入乡第四关是“思想关”，初到陕北曾跑回北京，后很快又回陕北，从此融入乡亲，认这里作第二故乡。
这些诗的着眼点，是描述习担当精神的源泉和底色：培养担当精神需要从思想、工作、生活上全面入手，将攻坚克难作为提升人生境界的途径、作为人生的乐趣。这组诗从艺术上说并不独到，但写出了笔者真实的感动和感受，在微信朋友圈中得到许多“微友”的点赞。
做中国人，必须甘于牺牲奉献。在入党宣誓时，我们誓言“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在战争年代，那意味着把存活的机会留给他人，把死亡揽给自己。在和平年代，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舍小我、顾大局。
习2014年5月8日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员代表座谈时，曾说：“现在，有些人感觉自己当公务员收入不高，约束又多，同在企业工作或下海经商相比牺牲了很多，认为这就是奉献了。客观地说，这也是奉献，但这种奉献只是站在个人角度来认识的。我们人讲奉献，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有了这颗心，就会‘痛并快乐着’，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就不会患得患失。这才是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大奉献。”
习自己在面对得失时，是如何权衡、选择的呢？在《习的七年知青岁月》中，曾与习一起在延安插队、现在企业工作的陶海粟先生谈了一段往事——习到正定工作之前曾与他有过一番长谈，有几句话让他至今记忆犹新，这就是习说的“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在书中，他就此评述道：“习不愿意走捷径，他感觉自己虽然做过大队支部书记，但积累的到底是最基层的工作经验，历练和视野还不够全面，从县一级起步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虽然这样做，前面的路不确定性很大，但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习在人生道路抉择和自我设计上的不同常人之处，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
《中华儿女》杂志曾于2000年刊登过一篇对习的专访。习时任福建省省长，他对采访者说，“从政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之中，不要把个人的发展、升迁作为志在必得的东西”，而是要认识到“在一个地方干下去，只要你坚持到底，最后都会有所成就。成功的规律就是一以贯之地干下去。所以，既然走上这条路，那你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像当过河卒子那样，拼命向前”。他坦陈：“我的从政道路中也有坎坷、艰辛、考验和挑战，没有这些是不可能的。”
做中国人，必须严于自律。我们曾在党旗前宣誓，要“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把守纪写入入党誓词，可见严守纪律是中国人很重要的素质。
习十分重视纪律建设。2014年5月9日，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他精确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政党，靠什么来管好自己的队伍？靠什么来战胜风险挑战？除了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外，必须靠严明规范和纪律。”
在纪律建设中，习格外的重视党员自律的作用。他在发表于《秘书工作》2014年第6期上的《办公厅工作要做到“五个坚持”》中谈到，“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历来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和根本”。文中，他鲜明地提出：“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我们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
习出身于革命家庭，他的父亲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端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在父母严格要求下，习生活俭朴，在小时候常常和他弟弟一起穿姐姐们穿过的衣服、鞋子。
他担任领导干部后，每到一处工作，都会告诫亲朋好友：“不能在我工作的地方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不能打我的旗号办任何事，否则别怪我六亲不认。”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公开表态：不允许任何人打他的旗号谋私利，并欢迎各位监督。
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强调：“清清白白做人，就是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觉遵守廉洁自律准则，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觉接受监督，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拒腐蚀、永不沾，决不搞特权，决不以权谋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些话，再次为党员干部在自律方面划定了底线。
